前言：永乐二年（1404）十月，刑部尚书郑赐、都察院左都御史陈瑛等联名上疏，指控长兴侯耿炳文在衣冠器用上僭饰龙凤、玉带用红鞓，属“僣妄不道”。《明史》据此记载他惊惧之下自尽，似成定论；但翻检《太宗实录》原文，却仅见奏疏与皇帝“命速改之”的批示，未见“畏罪自杀”的明确记述，可见其死因远有可疑之处。

“甲申，刑部尚书郑赐、都察院左都御史陈瑛等交章劾奏长兴侯耿炳文不遵礼典。衣服、器皿僭饰龙凤，玉带僭用红鞓。远蹈胡蓝之轨，近循李景隆之邪心。乞正其罪，以是惩逆戒。上曰：‘先朝老臣亦为此乎？’命速改之。”——《明太宗实录卷三十五》一段，恰如其证。若循此文脉推衍，耿炳文是否以自杀告终，反倒成了后来叙事的“补笔”。

事实上，这位以守著称、位列开国勋臣的将领，很可能并未亲眼目睹“反臣”朱棣登极那一刻。问题随之而来：既是名闻一时的守城专家，为何建文帝朱允炆偏让他统兵征讨燕王？又所谓“战死沙场”的说法，可有扎实史据支撑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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守城专家

耿炳文，凤阳人。其父耿君用为淮西二十四将之一，于至正十六年（1356）宜兴之战殉于张士诚军下。朱元璋念其忠勇，命耿炳文承袭麾下。是年六月，耿炳文与邓愈合击，克广德路。次年二月，自广德直取长兴，于野战中击溃张士诚大将赵打虎，继而乘胜破城，获战船三百余、生擒守将李福安、答夫蛮等。三月，朱元璋改长兴州为长安州，置永兴翼元帅府，以耿炳文为总兵都元帅，刘成为左副元帅，足见倚重。

至正二十年（1360）九月，张士诚遣骁将吕珍率水师由太湖犯陈渎港，三道并进直扑长兴。耿炳文令刘成、汤泉、张珙分头迎击，自率精兵为总预备队。战况惨烈，汤、张相继阵亡，刘成力战支撑。耿炳文按兵不动，俟敌鏖战一昼夜、疲态尽显，方以劲旅疾出，大破之，“获甲仗船舰甚众”。其善守待机之道，于此可见。

长兴扼太湖口，是由陆路深入广德诸郡的门庭。城若在，则张士诚骑步难越广德窥宣歙。故至正二十一年（1361），司徒李伯升率十万大军水陆并进，重围城下。城内仅七千人，援绝势危。朱元璋权衡全局，急自建康、宜兴、宁国、广兴、安吉抽调兵力，由华高、费聚驰援。李伯升先以夜袭破外援，又设伏击杀刘成，内援既绝、故交复殒，耿炳文却强作镇静，严整守御。一月坚守，强敌不得逞。常遇春奉命至，方解重围，《太祖实录》记其“结九寨、楼车临城、填濠焚闸”，攻势之猛，反衬守方之坚。

至正二十四年（1364）九月，长安州复为长兴州，永兴翼改为长兴卫指挥使司，耿炳文为指挥使；又追封刘成为怀远大将军，立庙长兴以祀。十月，张士信急攻再败，复加兵力合围。朱元璋反应神速，命汤和驰援，耿、汤里应外合，再挫士信，自此张士诚不敢轻犯。正如《明史》谓：“长兴为士诚必争地，炳文拒守凡十年……战无不胜。”

练兵专家

至正二十六年（1366）八月，徐达、常遇春发二十万大军总攻张士诚，耿炳文由长兴出击克湖州，与大军会师平江。平吴后，进大都督府佥事。吴元年（1367）十月，随徐达北伐，山东、汴梁、河南一路扫荡，继从常遇春取大同、晋冀，再从徐达征陕西，杀退李思齐、张思道，乃留镇关中。陕西新定、边患未靖，朱元璋将门户重地付诸耿炳文，可见其“善守”之名名副其实。

洪武三年（1370）十一月，大封功臣。耿炳文授“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、荣禄大夫、柱国”，仍兼秦王相府左相与陕西行省右丞，封长兴侯，食禄一千五百石。长兴为其功名所起之地，封号之设，亦重申“地以人显、人以地名”的象征。更可贵者，耿炳文在守城之余，颇具练兵之才。朱元璋两线作战、调兵吃紧，长兴之守多赖其自筹自练，《太祖实录》记其“令练饰军士，自为镇守”。迁镇关中后，他因地制宜，以边地悍勇之民充伍，渐成劲旅。洪武十五年（1382），从二十二卫十万校卒中淬炼近两万骁骑，为平定云南提供关键支援；洪武二十年（1387）征纳哈出，近十万人出自其所练；洪武二十三年（1390）正月，朱棡、朱棣北伐，颍国公傅友德所部马军亦由耿炳文操练，文牒载之不讳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洪武后期两起震动朝野的“李善长案”“蓝玉案”，牵连广泛，耿炳文却得以安然。其因不外乎三端：一是长守孤城出身，交游有限，少涉权臣网罗；二是长期镇陕练兵，与诸武勋交往不深；三是“善守”“善练”的稀缺属性，令其在洪武末年更受器重。由是，家门亦受惠：洪武二十六年（1393）子耿璇拜前军都督府都督佥事；次年十二月，耿璇为宗人府仪宾，尚懿文皇太子朱标长女江都郡主。另子耿琇亦为楚王朱桢长女清湘郡主之婿，耿氏与宗室姻亲之深，由此可见。

马革裹尸

洪武三十一年（1398）闰五月，太祖崩逝，皇太孙朱允炆即位，旋即推行削藩。建文元年（1399）七月，燕王朱棣于北平举兵，称“奉天靖难”，以“清君侧”为名。朱允炆之筹划，实非仓促：七月十九日即下诏废燕为庶人，同时命长兴侯耿炳文为征虏大将军，驸马都尉李坚、都督甯忠为左右副将，统三十万北征。自后世文献比对，朝廷此前已多线动员，方能于半月内集结巨军，绝非临阵草率。

然此役以耿炳文为统帅，或为大策略之失。通观其履历，守为所长、攻属所短；自洪武三年至建文元年近三十年间，除洪武末年以总兵官平定沔县高福兴外，鲜见其统带数十万之野战经验。反观武定侯郭英，曾贯穿云南、辽东、漠北诸大战，熟于大兵团协同；但其与宗室联姻、与封疆王藩相关，建文帝掣肘难安，终使“能镇场面者”不可用，而退其次用耿。

《明史》称，八月耿炳文真定兵败，随即固守。朱棣知其老成难下，仅三日即解围去。朝廷闻败，仓促以曹国公李景隆代之。耿炳文自此不再领兵对燕，后世遂以“永乐二年畏罪自尽”为其终局。然清道光年间《晋宁州志》录黔国公沐晟于正统年间为其表侄耿琦所作碑文，言“援真定，殁于阵”。沐晟为沐英之子，靖难时镇云南，掌军务机密，其对耿炳文身后叙述，可信度颇高。与此相参，《太宗实录卷三》载：“壬戌，上将轻骑数十绕出城西，先破其二营。适炳文送使客出，觉之奔还，急起桥。我军散断桥索不得起，炳文几被擒。上引满射之，应弦而毙，城中惊惧。”文中“上”指朱棣。能令“城中惊惧”的被射者，几无可能是旁人，此记当为耿炳文死于真定的暗证。

结语：由此推想，那位由耿炳文亲自“送出城”的“使客”为何人？是否为朱棣方面求和的重使？耿或因不忍骨肉相残，欲转陈议和，乃于出城送客时遭燕军突袭，终为朱棣亲弩所毙。彼时朱棣日后将为天子，史官“避讳”润饰，遂有永乐二年“僭饰受劾、畏罪自尽”之说流行。再参《濠梁慎庵耿公墓田碑记》所述：“至三十二年，侯年六十有五，援真定，殁于阵……命有司治坟塋，赐地、户若干”，可见朝廷实曾以阵亡礼遇。然话说回来，军家铁律云：“受降如受敌”。面对此等深沉多诈之强敌，耿炳文出城未尽戒备，终致一着不慎，覆舟沟壑，亦是悲壮之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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